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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理》封面女孩的照片是“有问题的” 专访策展人 …
作者:admin 发布日期:2018-09-25
如今古拉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受到美国在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的影响,他们一家人近年来辗转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选择住哪儿“视两地安全局势而定”。她曾于2016年10月因涉嫌伪造身份证件被巴基斯坦当局逮捕。同年11月,她带着孩子返回阿富汗,受到阿富汗总统加尼的热烈欢迎。她成为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关系的某种象征:对于前者而言,她是对阿富汗政府无力应对难民问题的嘲讽;对于后者而言,她象征着阿富汗对国民安全的重视。布瑞克和麦凯瑞都曾与亚洲结下不解之缘。布瑞克(1927-1988)出生于新西兰,1957年以一篇关于中国的摄影专题开始了职业生涯。1959年,他作为唯一一位西方摄影师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在北京的盛况。美国摄影师麦凯瑞(1950-)的第一篇摄影专题是1979年刊登于《纽约时报》的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报道,之后他的作品成为《国家地理》杂志的常客。他们都曾拍摄印度的季风气候——布瑞克摄于1960年,麦凯瑞则摄于1983年至1985年。韦德认为,从二战到阿富汗战争,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吸引了布瑞克和麦凯瑞这样的西方摄影师前来取材,在他们向西方公众展现的照片中,既有西方人长久以来对亚洲形成的某种想象,也有独属于亚洲人的生活日常与生命瞬间。他表示,欧洲中心主义依然是一种值得保持强烈警惕的信号,因而,在亚洲观众面前展示这两位杰出西方摄影师的作品,能够更好地引起对话和思考。两位摄影师都活跃于20世纪下半叶——彼时可谓是新闻摄影的黄金时代。而今,科技的迅猛发展令摄影不再是专业摄影师的特权。当人人都能用智能手机拍照、用各种软件修改美化照片,当社交网络成为新闻事件的直播现场,摄影的本质是否发生了改变?韦德认为,专业摄影师依旧在新闻现场为我们记录难得的场景,至于什么是摄影,“当下的摄影处于两种极端之间,一种是真实记录一个真实瞬间,一种是经过篡改和修正。这是一个连续体,在这之中有谎言、欺骗、各种各样的真相和各种各样的模糊之处。这也是摄影的精彩之处。”此次展览中的许多照片都能让观众停下脚步,呼吁他们不要只关注表面,而是要“再看一眼”。我为了此次展览挑选的照片都有这种深度。它们有吸引人的表象,你对它们的表象做出反应——它们可能是美丽的、有异域风情的——但且停一停,照片背后另有广阔天地。伊恩·韦德:没错。但照片成为标志性作品后发生了什么呢?她的故事很了不起。她是难民营里的一个孤儿,很显然布瑞克在难民营里发现了这位外貌出众的女孩,这从照片里可以轻易看出来。多年以后,人们又在阿富汗找到了她,她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他们再度被驱离阿富汗,最终又被允许返回,并受到了阿富汗总统的欢迎,获得了栖身之所。这个故事都是拜那张照片所赐。但对我来说照片本身是有问题的,它美化了那个孩子,你知道吗?美好的亚洲少女的照片很适合出现在旅行手册中,但这是一位12岁的难民女孩,她没有什么特殊魅力,虽然她的外表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我认为在摄影呈现中隐藏着各种有趣的、批判性的、艰难的问题,我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当他们来观赏这些照片的时候,能够提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伊恩·韦德:我和史蒂夫·麦凯瑞及其他一些人交流过,我阅读了大量刊登了他们照片的杂志、看了档案中的大量照片。他们的照片通常出现在杂志的图片报道版面,只有很少的文字说明。我会观察这些视觉故事是如何与文字配合的。在策展过程中,把两张特定的照片放在一起,也许会创造出超越单张照片的全新含义,把它们放在一起是因为图像之间产生的小小的视觉对话。伊恩·韦德:美国杂志社对中国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活》杂志的所有人路思义(Henry Luce),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关注中国的动向。在二战期间的美国,日裔美国人被大量关押起来,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当时的摄影师也拍摄了大量相关照片。战后西方对亚洲的兴趣大增,我认为和军人在太平洋地区,特别是日本的经历有关,然后是1950年代的朝鲜半岛。我认为布瑞克和麦凯瑞的作品并不尽然相同。他们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没有见过面,布瑞克在八十年代差不多已经停止杂志摄影了。《生活》杂志在1976年休刊。布瑞克留在香港,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布瑞克的摄影时期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麦凯瑞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崭露头角。不过他们有一点相同,就是对亚洲的热爱。布瑞克显然非常喜欢亚洲,他在香港有自己的家,差不多住了20年,在那之后又到处游历。麦凯瑞的情况稍微有点复杂。他年轻时候非常大胆,1979年偷偷入境阿富汗,在阿富汗拍摄的照片和《国家地理》的支持令他声名鹊起,他就此获得了很多资源和金钱,甚至会租用直升飞机来进行拍摄。然后杂志的黄金时代结束,麦凯瑞就开始自己出书。伊恩·韦德:我认为此次展览想要探讨的是“异域风情”这个问题重重的概念。亚洲是否是一个西方的发明呢?我认为在很多方面来说是的。那我们要如何理解亚洲呢?你需要找到亚洲这个概念产生的不同方式。在西方,对亚洲的讨论由来已久。13世纪的马可·波罗撰写的游记曾被认为是充满了夸大之词的谎言,而我们对亚洲的想象持续至今。自古以来,亚洲内部也有许多复杂之处。但在我看来,理解亚洲的方式就是承认这片土地上的不同地理环境、不同社会和不同文化。不是说把它们混为一谈,而是以它们各自的独特方式呈现出来。我没法为两位摄影师代言,但在我看来,麦凯瑞的摄影是由他的器材推动的。他在八十年代开始使用柯达64彩色反转片,这让他能够拍摄出许多场景,呈现出高饱和的色彩。麦凯瑞对高饱和色彩的热爱、对某些特定场景的热爱、对和拍摄对象互动的热爱(他通常喜欢和人有直接的眼神交流),这些并不取决于他所处的文化、地理环境,而是作为一位摄影师的个人偏好以及他掌握的摄影技术赋予他的能力。伊恩·韦德:我认为我们应该挑战他们。这个展览之前去过香港和奥克兰,都吸引了大量亚洲观众,奥克兰如今30%的人口是亚裔,市中心主干道旁的一整条街上路牌都是用中文或韩文写的。这场展览的意义取决于观众,应该由观众来提问: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看什么?你为什么要看这些?这些照片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被剥离了杂志、书籍等出版物的语境,来到这里展示出来,任凭观众评论、提问。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批判性回应。再把这些照片拿到西方去展示没有什么意义,对亚洲的描述也会显得有些古怪。毕竟,什么是西方呢?什么是西方凝视呢?它是法国凝视吗?新西兰凝视吗?俄罗斯凝视吗?乌克兰凝视吗?德国凝视吗?这很难讲。但在这里举办展览,远离那些人们对这些图片非常熟悉的地方,能够更好地引起对话和思考——虽然那张阿富汗难民女孩的照片可以说是人尽皆知了。他拍摄的很多照片都以一种简单的构图和同情的视角观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虽然有一些照片的确取悦了《生活》的图片编辑——它们展示了当时在美国常见的一种中国叙事。当时的美国不喜欢共产中国,但布莱恩·布瑞克是一个新西兰人,新西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快就承认了这个政权,所以他受到了中国的欢迎,以独立西方摄影师的身份于1959年被允许入境。观察他是如何回应这份信任的会非常有趣。我很喜欢他的一点是他使用第一代彩色胶片(柯达克罗姆彩色反转胶片I和II),这是数码摄影出现之前很早的产品了,他没法篡改胶片,快门速度也非常慢,所以他的摄影颜色偏暗,他也善于利用这一特点。在照片中,年轻男子的外套、骑自行车的人的外套和女孩的背影几乎是全黑的,但他注意到了女孩垂落在背部的辫子上的蓝色发带,用镜头反映了出来。他很清楚摄影技术的局限,但他能够利用好它。伊恩·韦德:是的,他没有。这些照片并没有什么异域风情,也不宏大。好吧,他的确拍了长城,但他并不把它当作某个宏大标志。他拍的照片几乎可以说是抽象的。他拍摄的长城空无一人,他的构图让空间显得狭窄。这是一幅有趣的照片,它没有展现什么伟大的纪念碑式建筑,也没有展现中国历史上的权力象征,他感兴趣的是这堵墙的抽象形状,仅此而已。布瑞克非常注重如何拍摄照片,他是个对图像要求严苛的人。他拍了差不多1000张印度季风的照片,但他最后精挑细选了20张交给《生活》杂志。杂志社一开始说他们没法发表这组作品,读者不会喜欢的。实际上布瑞克就是故意为之。他之前拍过另外一组季风照片,给他的印度朋友看,朋友说这些照片不够暗,你拍摄的不是季风,起码不是我们眼中的季风,是你的季风,你特地选择阳光正好的时候去拍照,这样你就能看清东西了。所以他回到印度重新拍摄,重拍的照片色调非常暗,快门速度很慢。他坚持己见,最终《生活》杂志和其他的几家杂志社意识到了这组照片的价值。《生活》发表了这组照片,一炮而红,并改变了人们对新闻摄影的看法。我觉得我们很难在历史情境里想象摄影的真谛,想象我们会做什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下的摄影师仍然在危机时刻身处现场,记录下难以忘怀的场景。不过如今照片是在Instagram而不是杂志上发表的,我认为这有它自己的、不同的力量,不过很难衡量。以前的照片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正是因为没有其他的几百万张相似主题的照片。它们令观众可以更加集中注意力。伊恩·韦德:昨天我看到一位年轻女士骑着小摩托车载着她的孩子。她的女儿大概五岁的样子,坐在她身后,手里拿着一只iPhone。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也许终有一天会有人仔细研究当下摄影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也许当下摄影的一个作用是降低了我们的注意力,而非提升,因为现在我们面对海量的照片,人们拍了太多照片,又轻易地将之删除,甚至压根就忘了曾经拍过怎样的照片。所以我不是很确定这个问题的答案——摄影的影响力、它是否能推动社会变革,我不确定。伊恩·韦德:我不认为数码摄影会取代胶片摄影,我不认为柯达胶卷时代的彩色照片会取代老式的大画幅摄影。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这是一种连续体,摄影依旧是摄影,而且影像也是摄影的一种,这不过是视频时代摄影的自然发展趋势。摄影仍然在不断发展,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在发生变化了,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开始使用云技术来传播而非储存图像。Instagram已经开始衰老了。它仍然有用,但我感觉到了变化。摄影会不断改变,这场展览如果不是立足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的话也不会发生。伊恩·韦德:会吗?当然,绝对的!但21世纪或22世纪的摄影师的定义会发生改变,而且很快。他们当然会扮演重要角色,但具体会如何做,我不知道。我们能够确定的一件事,也是一直以来不变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大脑对图像的反应。照片会与我们大脑的某一特定部位产生对话,这不一定和语言有关,而是和许多不同的反应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当你看到一张照片的时候,你或许会看到声音,或许会看到情绪,照片能够激发大脑中的某一个认知点。无论照片是什么样的,它一直会作为一种视觉刺激与我们的大脑产生共鸣——它可以是存储在iCloud里的视频,也可以是20世纪经典的黑白照片。